不莱梅的那个领导说出了警方所有瞠目结舌的迟疑和所谓圣母的真相：他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再以罪犯为名枪杀德国公民了。经历了二战的劫难，德国的执政党变得分外保守，就像一战以后的魏玛，极右，因为上一次使用暴力的时候被整个国际社会声讨审判惩罚，对于战争的恐惧反感已经进入了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 战争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能看到能联系起来的伤害，这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也是战争的恶果，就像过度节食的恶果不仅仅是暴瘦和厌食症，还有反弹和暴食症。这说到底还是德国政府自己造孽，曾经的战争恶行报应在无辜的人质身上，政府也要承担这些受害者带来的声讨。这个世界上是有诅咒的，报应不到当时那一代也会报应在下一代身上，格拉德贝克人质事件是二战带给德国政府的报应，却让无辜的受害者承担了最切肤的痛苦。